遭遇危机能靠连续施行“量化宽松”政策而得以嫁祸全球的，只能是军费开支和政府债务都约占世界1/2的美国。时运不济之中国则截然相反，在1993年大危机之下饮鸩止渴式地加快全球化，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无“二”致——以国内“高利率＋低币值”对接了西方进入金融资本的全球“币缘战略”阶段，以“低币值＋高汇率”为武器的对外扩张需求，还追加了比一般国家更甚的“给外商超国民待遇”的“最低税率＋最低地价”助推跨国公司攻城略地。；遂有因中国韬光养晦，长期向发达国家进行商品和资本双重输出，而竟至于短期就使海外與论改“中国崩溃论”为“中国威胁论”！对此，如果人们稍微多睁眼看看就知道，中国人纳入的全球化还有很多不“二”法门。例如，北大的“海归”教授陈平指出：发达国家不仅从中国借债消费，而且通过借债投资控制中国战略产业。又如，我们指出：更为不堪的是，发达国家向中国借债增强其意识形态和军事强权，反过来干涉中国主权和直接以军事力量来围堵中国！另一方面，我们又尴尬地看到：当年同为改革参与者的部分人已经自觉纳入“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结盟”，教育界和学术界随之“入主流”而为稻粱谋；愿意不顾眼前既得利益做长远自我反思的人凤毛麟角且必遭“病体排异”！